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”善是人的天性,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善是人类生生不息繁衍兴旺的动力,善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准则和标志。
新宁县的善文化源远流长,舜皇的到来,结束了新宁人茹毛饮血的生番时代。开荒种田、课桑殖蚕、渔樵耕读、互通有无。男有所业、女有所为、少有所学、老有所养。父慈子孝,夫妻和睦,尊老爱幼,救贫助孤。舜皇循循善诱,教化山民,使山民们形成了良好的公共秩序。舜皇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“崀”字,不但是对新宁山水的赞誉,更是对山民们寄予厚望,要新宁人民保持良好的习惯,珍惜这良好的开端。
到了汉朝,分封建制,以孝治天下。长沙定王刘发是孝顺的楷模,他虽然不能像普通百姓一样守候在父母身边,但他每年派人为父母送去湖南的优质大米,然后从长安装回泥土,用故乡的泥土筑成一个土台,每天站在土台上翘首北望,思念父母,以泪洗面。这个土台被后人称为定王台,又叫“思母台。”
百善孝为先,定王死后,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好传统发扬光大,把善和孝规范化,制度化,法律化。他的儿子刘义出任“夫夷候”的时候,在新宁县建立了学校,教化百姓,定下了十恶的范围,让百姓有法可依。选拔贤良方正,带动百姓除恶行善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经过几十代人的辛勤构建和经营,新宁县涌现了无数的民间贤达和国家栋梁。
明朝的李敏是都御史兼两广总督。他以“耕读传家,诗书置产”为家训,他把自己的府宅取名为“乐善堂。”他担任广西按察使时,捐俸银一万两,整修灵渠,修建甘棠渡浮桥和码头。在任两广总督期间,与地方人士共同捐资修建宋代名将杨再兴的祠庙。杨再兴是新宁县人,跟随岳飞抗击金兵,战死在小商河。杨再兴是新宁县人民学习的楷模和保护神。李敏把家乡的英雄神灵推广到只知祀鬼不知敬神的蛮荒百越,让百姓改变了传统习惯,让善文化深入人心,为两广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在新宁县城改建的时候,他献计献策,派专人回来指导。他告诫地方长官,对造反的民众要以安抚为主,对少数民族不应排斥敌视,要多多沟通,使他们能与汉人和平共处,安居乐业。
李蛮牛虽然不是新宁县人,但他在出任新宁县令时身体力行的众多善举一直在民间流传。他是一个自费县官,他每月都从几千里外的家中取银子使用,他自己的俸禄都用来救助鳏寡孤独。最令人难忘之处是他推己及人,不使接受者心里产生负面感受。每年除夕的夜晚,他带着家人,挑着铜钱,米面鱼肉,趁着夜色,悄悄地塞入穷苦人家的窗口。他那体贴入微的爱民之行至今仍使人热泪涟涟。
江忠源组织民团平定造反有功,得到了五百两银子的奖赏,他本以为一直生活困苦的父亲会欢喜异常,哪知却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。他父亲说:“你以为平定叛乱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吗?你以为组织民团是你的专利吗?你见利忘义就不怕别人指着我的背心骂吗?”他说县城遭受战火,城墙和四楼都被破坏了,百姓不能安居乐业,当务之急是修整城楼,安抚百姓。他要江忠源把银子捐给县官,让他发动军民重修城池。江家的义举得到了大家的赞赏,人人不甘落后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历时一年,筹用银子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两,终于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城楼。曾国藩在他的《新宁县增修城垣记》中对江家父子的善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
曾国藩对新宁县的大善人刘时华也是敬佩万分,他为刘时华作的《墓志铭》声情并茂,字字传神。刘时华是刘长佑的父亲,他的儿孙们出将入相,成为国家的顶梁柱。他的祖辈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他依靠自己的力量,辛苦奔波,诚信经营,创下了一份家业,他把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慈善事业,修桥铺路,设立救济院,兴办义学。他曾经在益阳遭受水灾的时候,救出了一百多条人命,出资安葬了几百具无主尸体。他的住宅名叫“余庆堂”,门前写着他自拟的对联: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有福之人方能读书。”
行善之人都相信“善有善报。”他们为自己广积阴德,为后人广种福田。他们都希望儿孙们能享受富贵,收获果实。但新宁县还有一种人,他们不计后果,不求回报,默默无闻,数十年如一日,用自己的善行为别人谋求幸福。
唐中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,他没有多少文化,也没有良好的家境,他为了儿童时期的一个诺言,在人们谈虎色变的麻疯村呆了半个世纪。他用自学的医学知识为病人们解除痛苦,为无家可归的病人养老送终。他不是医生编制,却顶替了几个人的工作。一家人跟着他受穷受累,在没有希望的岁月长河中艰难跋涉,甘耐寂寞,饱受误解,自始至终,无怨无悔。
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,他的付出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。2012年,他被评为“全国道德模范。”2013年被媒体评为“全国最美乡村医生”。
善是一种美德,是润物细无声的雨露春风,是汇聚江河的涓涓清泉,善文化是社会文明的诉求,是推动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正能量。
新宁善文化是一块开采不尽的宝藏,有待我们去继承,去发扬,去完善。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”文化兴县的战略决策把新宁善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,只要全县人民共同努力,我们的善文化一定会在中华大地上发出璀璨的光芒。
来源:中国崀山网
作者:杨小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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